专家学者从宏观视角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津贵所副总裁刘宇直交易所需脱离行政市场化

　　编者按：在近期对非国有交易所的铺天盖地的负面舆论攻击的情况下，天津贵金属交易所副总裁、复旦大学中国经济智库成员刘宇就从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谈国内交易所的情况，尤其是建议打破交易所行政依附关系，赋予其真正的市场主体地位，可谓敢想敢言。这种为国建言，不惮前驱的精神值得学习。

　　1月12日，由光明日报社主办，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有限公司支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挑战与机遇”高端对话在光明日报社举办，来自经济学界的专家学者共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会上，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 天津贵金属交易所副总裁、复旦大学中国经济智库成员刘宇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意义和重要发力点进行研讨。

　　天津贵金属交易所副总裁、复旦大学中国经济智库成员刘宇会上，天津贵金属交易所副总裁、复旦大学RICE(智库)成员刘宇作主旨发言。以下为发言实录：

　　各位领导、专家，非常荣幸能在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话题的想法。我原来也是研究宏观经济的，这两年又在业界做一些实务性的工作，结合我工作的体验讲一讲我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逻辑的理解。

　　2016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之前那么多年，大家一直在关注需求侧，讲了很多年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为什么突然在2016年开始把视线转到供给侧呢？这背后有经济发展的逻辑在里面，而中央能在近几年开始酝酿做这样的转变，我觉得确实很有智慧，深刻把握到整个经济发展的脉络。前面几位专家也都提到了，需求侧更多是短期的、动态的。供给侧更多是分层次的、长期的东西，我完全赞同这种说法。因为从经济学的原理来讲，需求是一种很灵活、变化很快的东西。供给本身不光是产能，还受限于人口、资本、生产要素，受限于技术水平，它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东西。我理解，供给侧在经济学上的意义其实就是经济潜在的增长力。

　　从去年开始，我们从对短期经济增长的调控转到对长期的经济增长潜力的提升、挖掘上，我觉得这是供给侧改革的一个本质内涵。讲到供给侧，我们需要发掘经济的增长潜力。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认为后面的“改革”是关键。

　　因为改革体现了长期性的安排，体现了一些对资源的重新配置的属性。

　　怎么利用改革的方式把经济增长潜力提升起来呢？这可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落脚点。经济潜在的增长力无外乎是要素的堆积，生产要素的提升，生产要素从常规来讲包括人口、资本等等。另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方面应该是有一个共识的。因为人口的红利在下降，尤其是资本的投资边际效益在下降，单纯靠要素的堆积已经很难使生产率提升了。这个时候就要落脚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上。这其有很多的方法，我们可以对要素和资本进行重新配置，让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流动。过去这么多年农民工到城市里打工，这本身就是要素重新配置的过程。目前很多行业面临产能严重过剩，怎么能够把他们引导到要素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这本身也要探索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方式。

　　另外就是创新，创新可以是制度的创新、技术的创新等等，但是我们要有配套的政策。过去这么多年，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很高，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缺口，可以利用需求侧带动经济增长。但是现在全要素生产率遇到了障碍，就需要解决经济分层次的矛盾。怎么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刚才各位领导、专家都讲到了，我们要通过改革，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我自己的一种理解，无论用什么方式最终的结果其实都是要形成一个真实的价格。所有改革的措施落到最后都需要有一个完整、真实、有效的价格体系。因为从经济学最基本的逻辑来讲，“看不见的手”还是推动经济增长最根本的动力。当然我不排除产业政策在一些场合下也是会有作用。怎么样来构建一个完整有效的价格体系呢？我们现在也有价格，每一种商品都有价格，但是这个价格体系可能还不是那么有效。

　　我举一个自己所在行业的例子，我现在从事的是大宗商品行业。我们这个行业有现货的价格有期货的价格。有很多人包括很多的企业可能会依据现货和期货的价格进行自己的生产决策，因为价格会引导要素流动。如果这个价格波动很快缺乏实际的基础，可能会对生产资源配置产生不良的反应，这方面其实有例子。

　　这一两年来一直强调去落后产能，包括煤炭、钢铁，为什么在最近这半年有部分地方又出现反弹，走回头路，因为这些企业很多时候会找不到一个真实科学的价格体系，他会看期货的价格。在目前大宗商品市场，期货的价格跟现货的价格有脱节，因为缺少中间的市场环节。所以期货价格可能跟现货的价格会发生偏离，有时可能有10%、20%以上的价差，这个时候如果生产部门没有其他的参照物，只盯着期货的价格就会加杠杆，因为他觉得好像春天又来到了。但是这个价格体系可能跟现货跟真实的实体经济有一定的脱节，它的指导效应，对资源配置的引导作用可能无效。

　　怎么样改变这种情况呢？我觉得首先要让期货、现货价格互动，期货和现货之间的参与主体要有打通的渠道。这就是大宗商品中间市场的价值，这其实也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能够帮助形成有效真实的市场价格，来优化资源配置。我想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提升潜在增长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从另一方面看，因为我们的市场化水平还不够，在很多的行业存在着垄断的现象。尤其是一些市场主体地位的垄断，缺乏一个相对公开公平竞争的环境，这带来市场供给一定是不足的。如何给中国的金融市场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需要加快改革。

　　目前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把长期的经济增长潜力给提升起来，这需要优化我们的要素配置，需要创新。优化要素配置需要一个完整有效的价格体系来引导，这个价格体系是全社会的价格体系，我刚才说的只是“商品的价格体系”。完整的价格体系一定是建立在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基础上。通过市场主体的竞争开展创新、提升全要素的生产率，形成真实的价格体系，我觉得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关政策需要关注和重点着力的地方。谢谢大家！

　　在各主题发言之后，记者就研讨会议题及供给侧改革热点难点向与会嘉宾提问。以下为记者提问环节实录：

　　问：各位专家、学者好。我是新华社记者，从投资出口的三驾马车制度改革到供给改革，刚才徐老师谈到无论是消费产品还是服务类产品，提高质量是改革主攻方向之一。我想请教徐老师一个问题，能不能结合您的研究再提几点建议吗？另外是个人的一个问题，中央工作经济会议提出三去一降一补，对于去库存来说对于当下的三四线城市，楼市库存难去，而北上广深热点城市的泡沫难消，从这点来看各位专家学者有哪些建议？

　　徐洪才：其实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政策很到位，很有针对性。有关提升我们产品的质量这一块首先是要坚持创新驱动，要自己有这个动力，打造百年老字号。从中低端到中高端迈进，要打造自己的民族品牌，让自己的品牌在国际上立得住。很多人希望政府来救助他，它自己没有这种动力，现在要自强不息，让企业有这样的动力，变压力为动力。当然政府的引导和良好的创新创业的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这次政策的引导包括振兴实体经济也讲的很到位，从宏观、微观几个方面都讲到，虽然字数不多但要深刻领会。宏观来讲，宏观调控这方面要创造有利于创新创业的活动，创造微观主体奋发有为的政策环境和法律环境。此次会议从微观层面、行业层面、组织结构的层面，从区域之间协调发展的层面等等都点到了，都非常好的，关键是落实。要通过创造性的努力落实中央文件，这是很重要的。另外，对于房地产三四线城市去库存我觉得讲的也特别好，它是有针对性的。一线城市土地不足，要增加供给。存量土地要盘活，有一些一线城市的功能通过互联互通手段分散到三四线城市中去，这也是一个办法。

　　三四线城市的库存一个方面要通过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民的收入，增加农民的就业，转变农业的发展方式，这里面涉及到土地制度的改革和“三权分置”，用现代化的大农业、市场化的办法来推进农业的发展方式转变，让农民变成市民，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兴城镇化。同时，也要有社会保障制度，让老百姓敢花钱、愿意花钱、有能力花钱，这很重要。三四线城市本身公共服务投入不足，这是一个固有问题，我们要增加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的投入，自然慢慢的三四线库存也会消化。推进城镇化、产业化，产城融合非常重要。过去片面的理解为产业化是搞房地产，结果增大了库存负担，这个问题要在探索中破题，建立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过去基本上对一线城市头痛医痛，脚痛医痛，用行政化手段限制人口流入，现在我们发现这个市场失灵了，在注重情况下政府干预是一个短期机制，治标不知本。现在管理层觉悟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当然还需要时间。

　　我觉得很重要的两个方面，一个是政府转变思维，尤其是各级领导同志要有所作为有担当，深刻理解中央文件的精神。另一方面也还需要一个过程，因为我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到2030年差不多实现70%，还有十几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房地产作为一个支柱产业还是不可缺少，整个的拉动力、辐射力、影响力还是很大的。我们要多管齐下，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也提出财税、土地、法律、房地产等多管齐下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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