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新粮食安全观 连年增产≠粮食安全

　　2014年，中央决定在大豆、棉花两个品种试点目标价格补贴政策。按照政策设计，政府事先确定农产品的目标价格，农民按照市场价格随行就市销售给任意收购主体，政府不再挂牌收购，目标价格仅具有价格信号作用。当该农产品实际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政府按照两者之间的差价补贴农产品生产者，保证其基本收益；若该农产品实际市场价格高于目标价格，则不需启动目标价格补贴政策。虽然第一年试点过程中，出现了价格下滑、操作困难以及道德风险等问题，但是市场活了，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初步理顺了。

　　有人对目标价格补贴有不同意见，认为中国核定补贴的种植面积不容易，目标价格补贴到户成本太高，操作太困难。但从我近两年的调研看，它具有可操作性。一些地方已经积累一些操作经验。如良种补贴，许多地方已经与实际种植面积挂钩，实施效果不错。因此，对目标价格补贴的种植面积，可以采取农民申报、村组丈量、乡镇核实、县市抽查的方式，并配套建立奖惩机制，确保种植面积真实可靠。从财政负担来看，如果用目标价格补贴制度替代现有托市收购措施，财政支出将有所降低，还会提高政策实施效率，在总体上增加社会福利。

　　下一步当务之急要考虑在承包地确权登记的基础上，推动建立全国农户基础信息系统，动态跟踪监测农户人口、劳动力、承包地、宅基地、机械设备，以及劳动力就业、收入、土地流转、种植品种与面积等情况。

　　亟待建立新的农业补贴体系

　　在中国农业成本还在不断上升，农民种地不挣钱，国内农产品价格比国外高的情况下，农业补贴之路该怎么走？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得到“完全市场化”，即使像美国这样高度市场化的国家，对农业也采取了错综复杂的补贴政策体系。因此，我们考虑，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坚持市场定价原则，建立以直接补贴为主体、价格支持为补充、综合服务支持为支撑，指向明确、重点突出、合理高效、操作简便的新型补贴体系。可考虑给地方更大的改革空间，鼓励地方政府探索实施对农产品市场干预扭曲作用小，指向性、精准性和可操作性强的新型补贴措施。

　　中国农业需要全球战略和制度创新

　　今后中国农业需要的是全球战略，必须掌握统筹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主动权和农业国际竞争的制高点。

　　核心涵义在于，其一，加速推进中国对外农业投资，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农业资源，引领中国乃至全球农业发展；其二，创造互利共赢的国际农业发展环境，积极参与全球农业治理，大力加强区域农业合作，推进实施新型农业国际合作战略，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其三，重塑有利于国内农业发展的国际农业规则，维护全球市场稳定。比如，2001年中国为了加入WTO，做了一些承诺。现在我们发现，WTO的规则超出我们的水平，所以必须积极主动参与全球规则的制定。现在国内对国际市场有两种担忧，一种是担忧国外低价农产品冲击国内市场；另一种是国际市场价格波动传导到国内，影响国内宏观经济。因此通过制定规则来控制市场波动风险就显得尤为必要。为避免“中国买什么什么涨”的局面，中国需要明确进口需求、给国际市场稳定预期。

　　为此，建议通过权威信息机构，定期发布农产品供需平衡表，使农产品需求可预期。信息越公开透明，就越没有市场炒作的空间。中国农业的全球战略应该包括：持续稳定、可预见的直接贸易、农产品进口多元化、境外农业投资、新型农业国际合作、创建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中心等五个大方面。建立全球供应网络，进口粮食还有何风险可言！

　　与此同时，在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前提下，如何真正实现农业经营方式的突破创新，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目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难题。中国农业发展迫切需要一个制度方向。

　　现行农地经营权流转集中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小农经济复制模式，即在小农基础上的农地流转集中——实际难以实现规模经济。从已有的实践看，农业合作社也难以成为一种替代农户经营的经营形式，而公司+农户模式则始终未能实现真正意义的“双赢”，因此也不能成为一种发展方向。

　　四川崇州“农业共营制”试验，或许是值得关注的制度方向。他们以家庭承包为基础，以农户为核心主体，农业职业经理人、土地股份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多元主体，形成共同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他们的做法是，首先引导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解决规模化、组织化问题；其次聘请懂技术、会经营的种田能手担任职业经理人，负责合作社土地的生产经营管理，解决谁来种粮的问题；再其次，引导建立适应规模化种植的专业化服务体系，打造“一站式”农业服务超市平台，解决怎么种粮的问题，提高技术水平与生产效率。我们把这种“土地股份合作社+职业经理人+服务超市”三位一体的农业经营模式，称为“农业共营制”。我认为，崇州所探索和实践的“农业共营制”，有可能是破解我国农业经营方式转型的重要突破口，也昭示着中国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