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业：既不能拔苗助长，也不能野蛮生长

　　文 | 关浣非（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48期）

　　与其他行业一样，金融业也有其发展的内在规律。

　　所有的金融经营都要以占用他方的货币资源作为自身发展的基础，如银行占用客户存款、保险公司占用客户保费、基金和债券发行人要占用客户货币资金等，同时行业的发展还必须要有相关市场的发展为依托，因此从内部和外部都会对这种经营形成一定的生长约束和风险约束。

　　由此看来，对金融业的发展，既不能拔苗助长，又不能任其野蛮生长。

　　任何金融活动都有内在逻辑

　　从历史上看，任何金融活动都是应某种特定需求而生的。

　　1384年，世界上第一份具有现代意义的保险单在意大利诞生，这份保险单承保的是，一批货物从法国南部的阿尔兹运到意大利的比萨。在这张保单中，有明确的保险标的、明确的保险责任等内容。世界上最早成立的证券交易所是荷兰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创立于1602年。

　　历史上第一只基金——海外及殖民地政府信托基金是1868年在英国成立的，当时该基金主要是以英国海外殖民地的公债投资为主，它的创立标志着基金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早期基金多为契约型的，1879年，英国《股份有限公司法》颁布，投资基金脱离原来的契约形态，发展成为股份有限公司类的组织形式。

　　在政府的帮助下，1694年，英国建立了历史上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英格兰银行，宣告了高利贷性质的银行业在社会信用领域垄断地位的结束，标志着资本主义现代银行制度开始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投资银行始于18世纪的英国商人银行。

　　而最早的期货发源于农产品(000061,股吧)交易，农民和买粮的商人为防止未来因粮食丰歉而导致粮价涨跌，而预先商定未来的粮价，即通过提前交易锁定价格风险，这就是期货的雏形。此后，市场又发明了标准合约和保证金制度。1848年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的建立，标志着现代期货时代的开始。

　　这种锁定风险的模式也逐渐套用到其他基础金融产品，如1972年5月，芝加哥商业交易所正式成立国际货币市场分部，推出了7种外汇期货合约，拉开了期权市场创新发展的序幕。经过多年的发展，美国市场上的股指期货品种丰富，已经建立了以标普500为代表的大盘蓝筹指数期货、以标普400为代表的中盘股指数期货等较为完善的股指期货与期权产品体系。完全意义上的制度化运作的风险投资基金最早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美国，1946年成立的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ARD)是第一家为技术研发提供资金支持的金融公司。

　　上述重要金融事件演化脉络表明，现代金融是在经济领先国家的国际贸易进入大规模海上贸易阶段或者实现大规模海外殖民扩张或完成工业革命之后。这些国家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奉行市场经济，商业活动建立在信用基础上。

　　从西方国家整个金融业发展的路径能够看出，各种金融活动既有专业板块自身的发展逻辑，又有行业与市场相辅相成的发展逻辑；既有金融体系的协同发展逻辑，又有自身市场与外部市场兼容发展的国际化逻辑；既有在金融体系内完成组织形态演化的逻辑，又有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融合的组织形态演化逻辑。

　　就像世界上只有一个飞机场毫无意义一样，任何一种金融业态都要在一定的时代空间里发展，都要去和服务对象及市场建立联系，接受外部社会对其经营能力及效率的制衡。

　　金融行业与相关市场是一种唇齿相依的关系，比如，没有证券期指、股票对冲等投资工具，证券投资人就不得不承受市场单边下行的风险。

　　可以说，金融机构只有遵从生长逻辑，才可能保持可持续发展。

　　中国金融业为何会脱实向虚

　　就金融的功能而言，商业银行向各大产业客户提供间接融资并生成基础资产，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向社会公众提供各类投资品及保障品并生成特定资产，还有的金融机构把这类资产及由此衍生的收益或风险证券化，为社会提供更高层次的投资产品及风险规避产品，如ABS、CDS等，并配套形成规则清晰的获取风险收益及转移风险的资产衍生化机制和市场。对存有另类不确定性风险的技术研发融资，则要靠专门的风险投资(VC)去评估并解决。

　　这些功能的背后是市场化在发挥作用。市场化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交易行为各方完全自愿；二是交易价格遵从约定或随行就市，没有任何其他外力的任意干预，即完全的市场化。失去市场化这个前提，不仅各类金融基础产品的经济价值和风险价值变得扭曲，围绕这些基础产品所衍生的金融产品的价值也会变得扭曲，金融市场的功能和效率将大打折扣。

　　40年来，中国金融业无论在速度上还是规模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自身特色不够鲜明等特征，加之不当行政干预一直存在，因此金融业对经济活动应有的效率激励功能并未能充分发挥出来。

　　在中国加大开放力度以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今天，发展金融业既是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金融要想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价值，金融业自身首先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而这其中要明确的是，究竟要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实现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是继续沿用原有金融发展模式，让来自外部先进经济体的金融机构迁就原有的低效率模式；还是逐步改变旧的发展模式，在优化服务及控制风险上做出调整，从而充分发挥金融业的效率激励功能。

　　现代金融业的功能是日趋多元的，但万变不离其宗的仍然是社会融资、财富管理及保障、风险管理及控制等。应当看到，中国金融业还不完全具备这些基础性功能。

　　仅就融资功能而言，中国金融业一方面尚未建立覆盖一、二、三产业及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服务体系。此外，因资本市场的长期萎靡不振而使中国的融资体系一直表现得过度偏狭，同时对技术研发创新的融资现尚处摸索阶段；人们在不同地域多元配置资产的愿望也未能得到满足，金融机构自身也主要依靠传统方式去消化自身的经营风险。这就是金融业跟不上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

　　未来的中国金融业要处理好几个关系。

　　一是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即功能与需求契合。简单说，金融发展不能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在社会经济发展各个方面，金融业既不能有缺项，也不能有空白。

　　二是在一个幅员辽阔、产业门类齐全的经济体里，如何为金融业提供有效配置资源的相关产业领域及平台。这是实现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如果没有广阔而坚实的可承载规模庞大金融资源的基础领域和平台，无论金融机构付出多大努力，最后都将事倍功半。

　　此前一直被诟病的金融业脱实向虚问题，一方面反映了金融业偏重于体系内空转、陶醉于“钱生钱”的金融游戏、忽略了对社会客观金融需求的照顾；另一方面也表明实体经济面临困境，这显然也不利于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

　　与此同时，超过经济活动所需的过度货币投放及经济活动的过度货币化，将导致金融业产生“非分之想”，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金融监管要力避“抱佛脚”

　　中国虽然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在金融业发展水平上未能进入世界第一效率阵营，在金融服务及金融监管上仍需要向世界先进水平看齐。

　　考虑到国外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社会信用约束及法律约束条件等不同，因此，对国外的一些金融产品、金融技术不能搞简单的“拿来主义”，一定要系统地完成中国化、本土化的再改造过程。否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很可能会遇到不能承受之重。例如，2016年年初照搬美国证券市场的熔断机制，不仅未达到稳定市场的目的，反倒进一步加剧了市场恐慌。

　　如前所述，任何一个金融门类的发展都离不开相关市场或体系的配合和支持，因此，要发展某一类金融业务，必须事先考虑好其配套市场、配套体系的建设，特别是对发展该类业务可能衍生出的风险要有防范及化解措施。　　应当看到，中国目前仍处于金融追赶者角色，故要慎提金融创新，创新必须要有完整系统的方案。

　　资本市场不仅对各产业部门提升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对实现整体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也极为重要。资本市场效率低下，就会降低自身应对内外部挑战的能力。现在很多人都在谈中国股市发展脱离了经济的基本面，这倒可以反过来问，一个不能反映经济基本面的股市还能叫股市吗？

　　因此，提升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水平和效率应成为未来中国金融业的重中之重，有关方面应围绕市场信用约束及价值成长，积极借鉴国际资本市场的成熟做法，严密监管体系，严厉惩罚措施，系统发力，以提升资本市场对国内外投资者的吸引力。同时要看到，资本市场效率不高、功能不健全，也将拖慢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需要指出的是，在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过程中，金融监管部门要力避随时改变或出台监管政策现象。　　从促进金融业发展的角度考虑，要积极发展有助于传统金融机构转移风险及拓展业务的金融市场，如二手信贷市场、对冲信用风险的信用违约掉期（CDS）市场等，发展有助于民众多元配置资产及规避流动性资产过度单一风险的市场，如有关期指产品、汇率掉期等产品。

　　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要慎提似是而非的、会导致一窝蜂、一刀切行为的政策。另外金融管控部门要注意尊重行业的基本功能，而不能人为地扰乱其功能，或者赋予其更多的政策功能。

　　金融业发展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业监管的优劣，取决于市场的优胜劣汰的约束，更取决于行业风险管理能力的高低。一个金融机构发展好坏，则取决于其自身的治理、资产配置的结构优劣、风险管理技术应用的能力。

　　所以，无论是搞好一家金融机构，还是实现金融业的健康发展，控制风险始终是基础的基础，只有经营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发展才会是可持续的发展，才会是高质量的发展，也才能确保金融功能充分发挥。

　　未来的金融业发展还要依靠金融科技进步。

　　金融业属于资金密集型、智力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行业，存在着服务未动、技术先行的客观要求，一个金融机构欲在发展上处于领先地位，就要积极拥抱先进技术提升发展效率。实践表明，一个金融机构的技术应用协同性越高，行业竞争力也就越强。

　　（作者系某国有银行香港分行副行长，曾在香港及内地创建多家产险、寿险公司并任董事长、总裁。）

　　责编：陈栋栋2018年第48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