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端牢“饭碗”夯实底气

　　“两会”召开在即，全国人民翘首以待。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广大群众的关注目光已更多转向如何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来，也因此，与经济发展和民生相关的话题无疑将成为“两会”代表委员们集中商讨热议的焦点。

　　5月1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六保”作为“六稳”工作的着力点，落实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的“六保”任务，稳住经济基本盘。其中，粮食能源安全既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稳定的根本保证。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导致部分国家出台限制粮食出口政策，加上封城期间交通运输、人员流动限制，一度引发社会对粮食短缺、价格上涨的担忧。诚然，我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粮食生产国和消费国，具备强大的粮食生产能力，粮食安全有充分保障，此次疫情期间也充分证实了我国粮食储备供应充足，从而保证了各地粮食价格的基本稳定，加上春播顺利开展、夏粮丰收在望，粮食生产供应不足为虑。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是农业大国，更是人口大国，粮食安全这根弦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只有端牢“饭碗”，才能做到夯实底气，心中不慌。

　　粮食安全问题体现在三方面，生产能力、储备能力、保障能力。尽管我国粮食连年丰收，已连续五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去年粮食产量更是达到13277亿斤，创历史新高，但一方面受资源、科技、市场等方面原因制约，粮食安全在客观上面临长期性挑战；另一方面，国际疫情持续蔓延加剧了全球市场动荡和粮食供需失衡，引发了农产品(000061,股吧)进出口贸易限制，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从而使得抓好粮食生产、储备与保障显得尤为重要。具体来说就是，保证粮食生产和储备的充足，保证粮食市场供应充足和价格稳定，保障粮食市场长期供需趋势的预期良好和期货价格稳定。在当前复杂局势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根本在于抓好国内粮食生产，关键在于调动农民和主产区积极性。从种粮农民来看，要保持其种粮积极性，必须使其获得基本收益。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钟茂初表示，要保障粮食生产者的利益和积极性，当前国家应当对于粮食生产出台特殊的补贴政策、收购政策、农业保险政策；解决粮食生产相关的产业链断点、堵点，应当放在经济复苏举措的重中之重地位；此外，还要针对国际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有针对性地解决好由此带来的供给风险和结构性问题。

　　近日，全国政协常委、农业专家尚勋武在谈到“保持战略定力确保粮食安全”时指出，粮食不仅是餐桌上的食物，而且是与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紧密相连的定国安邦之重器，是一种战略武器，同时也是金融手段。“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农耕文化底蕴和基础，只要政策适当鼓励，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藏粮于民是可以做到的。”为此，他提出三方面政策建议，一是严守耕地红线，稳步提升粮食产能；二是科学编制规划，划定粮食生产功能区；三是借助“一带一路”，建立新的粮食生产基地。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对于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保护耕地资源，确保耕地既有数量又有质量，尤为重要。一方面，要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防止非农建设违法违规占用耕地，实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严格执行各类土地使用标准，依法依规做好占补平衡，严守耕地红线；另一方面，要抓好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快水利工程建设，提高农田抗旱抗病灾能力，改善土地生态环境，稳步提升耕地质量。与此同时，通过科学编制规划，划定粮食生产功能区，加快健全科技支撑体系，发展粮食适度规模经营，走集约化、规模化发展道路。

　　当前，我国基本口粮的市场供应充足，部分粮食进口主要是品种调剂。但是，随着居民收入不断增加，居民消费食品结构在发生改变，对油料和肉类的消费需求较快速度增加。据了解，我国国产食用油供需缺口从2010年的1270万吨扩大到了2019年的2636万吨，自给率从44.8%降低到了32.3%；2019年我国进口肉类总量482万吨，比2015年增长97%。这种消费趋势变化意味着在确保基本口粮生产的前提下增加饲料粮油的生产，需要粮食生产战略适应市场需求，不断调整种植业结构。

　　尚勋武认为，我国传统粮食进口方式存在一定弊端，需要开辟粮食进口的新通道和新源地，而借助“一带一路”建设，建立新的粮油供应源，不失为新的选择。

　　此次疫情的发生，进一步提醒我们，必须牢牢把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性。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除了在粮食总量安全上要一如既往坚持高标准要求，稳政策、稳面积、稳产量，强化科技支撑，做到“田里有粮，库里有粮，碗里有粮”外，还需不断推进制度创新。事实上，近年来我国土地制度创新加快，土地经营权获得有序流转，提高了粮食生产的规模化、专业化、集中化程度。同时，通过优化经营制度，培育大批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种粮家庭农场、合作社，发展现代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也进一步提高了粮食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益。

　　有专家指出，下一步将探讨如何激活粮食生产的主体、市场和要素，形成可积极引导农民从事粮食生产的财政、金融、保险、期货等多元政策工具和政策框架，将成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粮食支持保护制度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