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疯牛如何才能变慢牛

　　2015年5月28日，A股暴跌6.5%，市值蒸发4万亿；平摊到2亿开户者头上，相当于每人亏了2万块。根据我的研究，这场暴跌起始于央行对银行定向正回购，即释放货币紧缩信号。但我认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仍是大趋势，它有助于去杠杆和繁荣股市。在借贷成本仍然过高的当下，股市繁荣有利于企业融资，实现资金最优配置。但请各位注意，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必须同步繁荣，两者才能相辅相成地一起成长。所以，我建议我们的政府在刺激资本市场的同时，透过改革激发实体经济的活力，最终实现经济转型，股市从“疯牛”变成“长牛”。

　　我在2015年推出的全新作品《郎咸平说：中国经济的旧制度与新常态》中，针对中国资本市场、制造业转型等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其中大部分思路和政府公布的多项改革不谋而合。以下为图书正文部分节选。

　　过去十多年来，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老百姓最怕改革，因为房改了买不起房，医改了看不起病，教改了上不起学。改革越改越糟！这是民生领域的改革结果，那么经济层面的改革呢？也是越改越糟的。

　　过去十多年，政府每年几乎都将“扩内需、调结构、保增长”作为经济管理的主要任务。但结果却是，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将本应给市场放权让利的改革，逆转为形形色色的扩权争利。“调结构、扩内需”在事实上被“保增长”取代，使经济结构更加畸形，经济改革错失了最佳时机。

　　这种以技术层面的调控代替实质性改革的做法，在政府层面的具体表现就是，并没有以“壮士断臂”的魄力去推动像发改委等这样的强势部门向市场简政放权。本来，中国的经济改革由于起点较低，再加上人口、资源、环境等红利，使得改革一开始就具有后发优势。因此，无论是产业改革，还是区域经济，只要政府向市场放权，只要中央向地方放权，经济便会马上出现活力。国企改革，沿海和江浙地区崛起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都是如此。但接下来由于路径依赖，政府既不推动剩下的比较困难的改革，更不愿意退出经济领域，而是围绕“保增长”的目标，挥舞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两根“大棒”，在经济偏热的时候马上“踩刹车”，在经济遇冷时立即“踩油门”，这种反复摇摆的非常态化管理方式，是对经济周期的人为破坏，不仅造成市场紊乱，对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经济体而言，更是一种灾难。在权力运行不规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被政府“看得见的手”束缚的情况下，频繁调控的结果就是财富快速向国有企业集中，权力再次向政府集中，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迅速形成并固化，成为今天推行改革的最大阻力。这就是无视或者回避中国经济真问题的结果。

　　之所以出现这种糟糕的结果，原因就是政府不愿意退出市场，用计划经济的思维去管理市场经济，而且还发明一个口号，叫作“宏观调控，微观搞活”，这是一种非常懒惰的思维模式。我告诉各位，在一个土地、资本(金融)、资源能源和基础设施等基本上由政府垄断的市场，调控有意义吗？结果只能是越调越乱，而且微观也搞不活。即便在充分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调控措施也不见得有多大作用。所以我说，政府是在用调控来代替真改革，其根本原因是不愿意退出市场，其中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放弃权力寻租的机会。

　　如果用“调控”解决不了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衰退问题，为了“保增长”，政府还有一个更懒惰的办法，那就是干脆直接投资或者间接投资各类国有融资平台、国有企业或者大型项目，以拉动经济增长。特别是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我们的政府出台了“四万亿投资计划”，资金主要流向国有企业、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过剩行业之后，政府投资压倒了民众消费，而民间资本从实体经济大量流向房地产，资产泡沫膨胀。这就是政府用投资代替改革造成的恶果。

　　我将政府直接成为市场主体的现象，称之为“政府行为公司化”。本来政府应该进一步放开市场，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来刺激投资和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而我们的政府，由于“政府办市场”思维惯性的依赖，却采取了相反的路径，例如用调控和投资代替改革。我只能无话可说。

　　各位晓得“政府行为公司化”有什么严重后果吗？这必然导致经济垄断化、公共利益部门化和经济行为短期化的严重后果。可以说，“政府行为公司化”是所有的经济旧制度、旧常态革除不去的根本原因。

　　由于“政府行为公司化”，决定中国经济命脉的土地、金融、资源、能源、交通等行业，全部由国有企业垄断。结果如何呢？这些要素的价格是全世界最高的。各位知道后果了吧？我想这也是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重要原因吧。

　　与此同时，由于政府对经济管制过多，很多本应服务于经济的政府部门，则以加强监管的名义扩权，以增加审批的方式设租寻租，出现了所谓的“公共利益部门化”现象。这个时候，任何实质性的改革就会停滞，经济的活力就会受到抑制。

　　改革停滞后，为什么会出现“经济行为短期化”呢？这是由我们官员的考核方式和任期制度造成的。我们知道，无论哪个层级的地方官员，任期一般都是五年，而五年后对官员的升迁考核主要依据是，其在当地主政期间的GDP数据。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人的选择不会是简政放权、调整经济结构的实质性改革，因为这些改革难度大、周期长、见效慢。相反，集中手中权力和资源，上一些短期内容易出政绩的“大项目”则相对容易得多，比如，高污染、高能耗、高投入等产能过剩的“三高”项目，既有面子又有里子的“铁公基”项目等。结果就是所谓的“官出数字，数字出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