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饮行业大“讨伐” 美团到底冤不冤？

　　是不是垄断？高额佣金都去哪里了？矛盾根源在哪里？

　　外卖平台和餐饮商家的矛盾，终于被摆到台面上了。

　　4月10日，广东省餐饮服务行业协会在公众号上发布《广东餐饮行业致美团外卖联名交涉函》，直指美团外卖涉嫌垄断、高额佣金、不公平竞争等诸多问题，呼吁美团外卖取消垄断条款，减免高额佣金。

　　　　4月13日，面对餐饮行业的大规模“讨伐”，美团外卖终于开始发声回应：“唇齿相依，美团外卖今年首要任务是帮助300万餐厅活下去活更好。”美团相关人士则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去年佣金收入的8成用来支付骑手的工资。

　　实际上，4月10日的《交涉函》不是广东省餐饮协会第一次呼吁外卖平台减少佣金。今年3月10日，广东省餐饮协会就曾发过类似函件，此外，从2月份开始，重庆、四川、河北、云南等多地烹饪协会、餐饮协会也曾发过函，建议外卖平台减少佣金。

　　如果再往前回溯，外卖平台和餐饮商家的佣金矛盾更是早就存在，只不过，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市场嚣闹戛然而止，潜藏的矛盾随之浮出水面。

　　餐饮原本属于利润微薄的行业，随着美团等外卖平台的规模不断扩大，入驻商家不断增加，商家和平台之间的话语权、溢价权失衡现象注定会出现。

　　利益分配大多数时候无对错之分，只有合理不合理的区别，只是在这一场“纠纷”中，美团外卖平台到底冤不冤？

　　商家：佣金太高，干不下去了

　　“那还能怎么办呢？外卖平台和商家现在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准备再做一个别的品牌，熬到7月份，如果再不行，我们就要退出平台了。”天津人徐天(化名)加盟了一家做牛蛙生意的外卖连锁品牌，随着平台佣金的不断上涨，倍感盈利压力的他，萌生了退意。

　　佣金到底有多高？

　　“新开餐饮商户的佣金最高达26%。”《交涉函》提到，几百家餐饮企业投诉，美团外卖的垄断和高佣金之举让餐饮商家不堪重负。疫情下外卖成了餐饮业唯一的营收来源，但美团涉嫌实施垄断定价。

　　“现在已经有一些负担了。”老饭盒在外卖平台上一直是备受追捧的连锁品牌，盈利水平尚可，但是在外卖平台佣金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创始人赵艺欣也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一些商家开外卖服务基本上就是凑热闹，不赚钱，但又觉得线上这一部分不能丢。”谷子帝煎饼创始人王志会为记者算了一笔账，以谷子帝的煎饼举例，算上人工、水电、房租，产品的利润率是20%-30%，而平台抽走20%的佣金，等于仅有最多10%的利润空间。与此同时，商家还需要定期打折以增加曝光量，利润所剩无几。

　　除了广东省的函，云南省餐饮与美食行业协会也在其发布的《云南省22万余家餐企致美团外卖等平台的公开信》中表示，希望外卖平台降低外卖佣金费率，“餐饮企业与外卖平台一直相互依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对于佣金问题，部分餐饮企业也与平台做了一些沟通。

　　“一些外卖平台现在只是给口碑商家免佣一个月，如果能给外卖平台上的商家减免佣金，将具有非常大的价值。”嘉禾一品董事长刘京京的另一个身份是亚洲餐饮联盟执行主席，疫情期间，她与两大外卖平台高层进行沟通，希望能有实质减佣的举措。

　　但在不少商家看来，外卖平台的反馈却不太热情。

　　疫情期间，几大外卖平台虽相继出台了相应的扶植政策，但力度有限。一位外卖平台商家向记者反映，平台的优惠政策仅针对有资质的极少数商家，大部分商家并没有直接感受到优惠，即使平台在推广方面推出了充值返现等服务，但是对于商家来说，也是杯水车薪。

　　根据中国烹饪协会2月12日发布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餐饮业影响报告》，91%的企业表示，平台佣金费率并没有优惠，甚至还有2%企业表示，佣金费率有所提高。

　　美团：佣金8成给了骑手

　　“大家的难，就是我们的难。”对于行业协会及商家的指责，美团外卖也觉得有冤屈，“商家、骑手、平台从来就是一个唇齿相依的命运共同体。当商家订单剧减，平台收入也会跌入谷底，骑手也将面临生存挑战。”

　　从外卖平台的财报看，抽取佣金是现在外卖平台获取收入的主要手段。

　　以美团为例，2019年，美团公司全年营收975亿元，其中餐饮外卖业务营收548亿元，较2018年增长43.8%，交易金额同比增长38.9%至3927亿元。

　　根据财报，2015年-2019年期间，美团外卖业务整体佣金率从1.1%激增至12.6%，毛利率也同时飙升到18%。

　　佣金收入增长的背后，正是比例越来越高的佣金水平。

　　徐天告诉记者，根据销售的产品和送餐距离等综合计算，外卖平台收取的佣金一般在18%到25%不等，甚至有些订单会收取30%的佣金。近几年平台佣金从5%、10%不断上涨。

　　对于佣金问题，美团外卖方面回应表示，2019年，美团外卖8成以上商户佣金在10%-20%，真实数字远低于各种传言和想象。而且，这些收入的绝大部分需要投入在帮助商户提供专业配送、获取订单和数字化建设中。

　　美团相关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2019年，佣金收入的8成用来支付骑手工资，没有商户的艰苦努力，就没有骑手一笔笔的订单收入，也就没有上亿消费者可以享受的便捷实惠的外卖服务。同样，外卖订单，对于疫情期间的商户来说，也是撑下去的机会。

　　对此也有行业内人士提出了质疑。

　　一方面，骑手业务并非全部由美团外卖发放工资，而是统一由“供应商”雇佣管理，美团只是给供应商支付“采购费用”；

　　另一方面，每一单外卖的骑手薪资相对固定，骑手成本只和平台上订单数量的多少有关，而佣金却是由客单价高低决定的。

　　前述美团人士进一步表示，外卖佣金是由平台使用费、技术服务费和配送服务费三项资费组成，平台使用费和技术服务费整体占比仅有20%，而骑手费用占总佣金费用达80%。美团2019全年财报数据显示，2019年美团外卖佣金收入为496.5亿元，餐饮外卖骑手成本为410.4亿元，骑手的配送成本占佣金收入超8成。

　　超级网络平台如何治理？

　　一面是怨气高涨的外卖商家，一面又是外卖平台叫苦喊冤，矛盾的症结到底在哪里？

　　一位互联网行业投资人士认为，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结到各垂直领域超级网络平台的成长模式和治理困境。

　　大型外卖平台的成长路径，和滴滴等其他很多涉及实体经济的网络平台类似，曾被总结为“靠低价补贴抢市场—做大规模拿投资—垄断市场后搞收割”，先想方设法做大规模，等在行业中的地位强势了，再割韭菜。

　　“中国外卖平台的同业者，从来不缺有资金、有背景、不差钱的超级巨头，和他们比起来，美团仍然是一家创业公司，我们深知，只有商户在平台上充分发展并获益，平台才有生存和发展机会。”在美团外卖看来，在整个送餐体系中，美团外卖并非强势的一方。

　　但在很多餐饮行业人士看来，相对商家而言，美团外卖确实已经站在了强势一方的位置上。

　　“佣金和营销费用太高导致外卖压力太大，好多商家不赚钱，确实出现了商家大量退出的情况。”刘京京说，除了小企业、小餐馆，就连嘉和一品这样大型连锁餐饮企业也不无抱怨。

　　“尤其是疫情期间，大家对外卖平台的反响都很大，也希望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刘京京认为，淘宝、天猫、京东平台的使用费用基本控制在三个点之内，而外卖平台的高佣金显然是不合理的。

　　广东省餐饮协会在《交涉函》中表示，美团要求餐饮商家做“独家经营”，涉嫌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电子商务法》等规定，敦促美团外卖取消独家经营限制，降低外卖佣金。

　　行业内一些人认为，如果双方矛盾解决一直难以取得进展，就到了相关主管部门出手的时候了。

　　熊猫星厨创始人李海鹏认为，如今餐饮销售额的20%被平台收割，这是不合理的现象。监管部门应该对垄断平台进行管控，平台的定价权不能掌握在平台自己手里，监管部门应该对佣金的多少形成一个管控。

　　前述互联网行业投资人士说，除了治理机制的与时俱进和持续完善，超级网络平台们也应该自我反思，过往的野蛮生长模式，是否还能持续？是不是要更多考虑一下，所触达领域的长效发展问题？

　　（文章来源：财经国家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