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泰君安国际高管被查

12月15日，国泰君安国际发布了一则名为“短暂停牌”的公告，称于上午9时停牌，“以待发表一则属股价敏感性质之公告”。 　　

随后，市场猜测其停牌与母公司国泰君安证券的上市计划有关。当日，参股国泰君安的上市公司中，大众交通、华茂股份、航天机电均涨停，深圳能源、交大昂立、锦江投资涨幅均超6%。 　　

两日之后，国泰君安国际于17日的复牌公告中揭晓谜底：香港廉政公署(下称“廉署”)人员进入国泰君安国际执行董事兼副行政总裁王冬青住所进行搜查，廉署同时进入公司办事处带走了一些开户文件及一个配股项目协议，王冬青亦被廉署邀请协助调查。 　　

业内普遍猜测，王冬青受查或与该行近期极为进取的新股业务有关。但突如其来变故，这个事件会不会影响到国泰君安在a股ipo的步伐？ 

执董王冬青被查 　　

复牌当日，国泰君安国际股价报收5.69港元，较前一个交易日下跌0.47港元，跌幅达7.63%。 　　

国泰君安国际公告显示，“本公司现正与廉署联系，并会于稍后向廉署提供其他文件。本公司概无董事或员工被廉署逮捕。”而对于被调查原因，“根据廉署向本公司提供之搜查令，调查涉及一项涉嫌触犯《防止贿赂条例》(香港法例第201章)第9条之罪行，即代理可能收取不正当利益”。 　　

业内普遍猜测，王冬青受查或与新股业务有关，而王在国泰君安国际主要负责包括新股业务在内的投行业务。 　　

公开资料显示，王冬青自2000年国泰君安建立投行部起便加入公司，2010年国泰君安成立“国泰君安国际”，王冬青被委任为执行董事，去年底则再被委任为副执行总裁。 　　

此前，王冬青今年7月接受香港媒体大公报专访时表示：ipo为公司一直重要的业务，发展迅速，现已完成了60–70宗ipo，其中40多宗是近4年完成的，由此可见其发展势头十分强劲。 　　

2014年初至今，国泰君安已经完成了9宗ipo，其中6宗国泰君安获委任为独家保荐人，这是投行业务收入中，6至7成来自ipo的主要原因之一。王冬青预计下半年国泰君安能再多4至5宗ipo，其余的则要到明年或以后，才能呈现市场。 　　

而今年香港的ipo市场又较为特殊，当时王冬青表示：“许多企业均赶在4月1日新条例生效前提交上市申请表，以致6月底至7月初有大量新股涌出。” 　　

香港的新条例使得申请在港上市的企业将会面临更严格的披露规定：包括在递交a1上市申请表时便提交初步招股资料；此外，如果招股文件被查出误导投资人，投行可能要负刑事责任；如果申请资料不完备遭港交所打回，该上市申请将在之后8个星期内不得重新提交，而相关公司申请人和其保荐人的名称都将刊发在港交所“披露易”网站上。 　　

对于执董被查事件对公司的影响，国泰君安国际公告称，“调查将不会对本集团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响，本集团之业务及营运照常”。 

而时代周报记者致电国泰君安总部，其总裁办人士表示，“这是香港部门的事情，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具体原因”。 　　

或不影响母公司ipo进程 　　

实际上，王冬青被调查备受市场关注的原因之一，在于其母公司国泰君安证券正处于ipo通道中，从此前停牌被传言与母公司即将ipo有关则可见一斑。 　　

“一个公司在a股上市，其现任的董监高(董事、监事、高管)是有一定任职资格的，如果被立案调查是不符合要求的，会影响公司的上市进程。但如果不是上市主体的董监高，而是子公司的，应该不会有多少影响的。所以国泰君安上市是否被影响还要看王冬青是否在总部任要职。”浙商证券一位投行部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对此，国泰君安总裁办人士则回应，王冬青目前并未在母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如果子公司的高管并没有在总公司任董监高，那从法律上来说是不影响母公司ipo，因为法规只规定上市主体的董监高有任职要求。但实际情况就很难说，毕竟一个负面消息在监管层那边多少会有一些负面的分数。”上述浙商证券投行部人士指出。 　　

而子公司执董被查是否会影响母公司未来的估值，上述投行人士认为，“对估值的影响也有限。还要看被调查人士在子公司的重要程度，如果子公司大部分的业务都是他来开拓的，那么他被调查可能就会影响。” 　　

资料显示，国泰君安国际的投资银行部于2000年建立，自成立以来已经完成了接近400宗交易，包括ipo、配售、供股及企业债发行，其中ipo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占投资银行部的60%–70%。 　　

此外，虽然国泰君安国际拥有包括证券经纪、投行、资产管理、基金、期货、融券融资等在港金融业务的全牌照资格，但投行一直都是最为重要的核心业务。 　　

国泰君安总裁办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香港子公司是一家全牌照券商，投行业务在所有业务的占比并不具有绝对优势，“具体的数字不清楚，但是占比不会非常大。国内券商一般经纪业务是占大头，为40%–50%，投行业务占比就小得多；香港子公司的投行业务占比可能相对来讲要高一些。”